皇帝们 (第5/5页)

断向他提出，他也不加答辩，因为他知道，只要在麦本上一加未批，不论是激烈的驳斥还是冷静的辩，这些朱批和原来的奏折都要送到给事中的办公室里传抄公布，这就正好中了那批抗议者的下怀，使他们达到了沽名买直的目的而暴露了自己缺乏雍容的气度，最合适的办法就是把这些可恶的奏本留中，即扣押在宫内不加批示。

    于是有良心的官员觉得无法执行他们的任务，只好提出辞呈，万历以同样的态度对付这些辞呈，既不接例慰留，也不准离职，有的官员在盛怒之余径自挂冠而去，吏部建议对他们追捕而加以究问，万历同样还是置之不理。

    到他临朝的后期，一个文官自动离职就意味着一个名位已被废革，因为不再有人补缺，到万历四十二年，国家的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皇帝即不批准吏部对官员的升迁，也不批准处罚官员，这等于将国家机构的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全部破坏。

    但万历皇帝现在已经一无所求，既然爱子不能当上皇帝，那就多给他点零花钱吧，土地税和人头税有明太祖制定的祖宗家法在，不到危急关头不能加税，神宗于是征收商税，除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另外就是臭名昭着的“矿税”。

    神宗派大批太监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下sao动，征收的财物缴入神宗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万历皇帝给福王朱常洵婚娶时，排场阔绰，花费了多至三十万两白银，建筑王邸又花了二十八万两。

    福王去河南就藩时携带了大批财物，百姓们默默地看着这个将富裕建立在他们苦难之上的年轻王爷，祈求上给他惩罚。

    几十年后，李自成大军攻破洛阳，将福王的血和鹿血一起倒入酒中，取名桨福禄酒”。

    在明代历史中，神宗经常被过度地描写成一个荒唐、好色、懒散的皇帝，从万历三大征看来，神宗绝不是一个平庸的皇帝，虽然，我们可以他是好大喜功，但是不要忘了，他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始终强调朝鲜要力求自保的事实，实际上，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但是，他和文官集团的关系实在处理得太糟了，换了更强硬一点或者更软弱一点的皇帝，都会比神宗处理的好，神宗既不听从文官的意见，也不明确加以反对，使得文官们都想自己像海瑞一样以直言敢谏留名青史，大家都崇尚虚名而不干实事，加上他把对官员监督权和奖励权全都放手，文官们想干事的都走了，剩下的陷入无意义的清谈争论之中，得明末终于形成党争的风气，文官们党同伐异，彼此攻击，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整个国家陷于瘫痪状态。

    梁启超，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这样的恶果，未尝不是由神宗的荒怠造成的，所以，《明史》对于明神宗的盖棺论定是这样表述的：“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明朝的皇权和文官集团这两部发动机，在万历年间同时停止了运转，内忧外患的大明王朝走向了黑暗的深渊。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集神权、皇权、族权于一身，忠君是最高的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绳，但到了明朝万历中叶的时候，这种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

    历史上，大臣劝诫帝王的现象是一直存在的，但在万历年间，朝中大臣们争相暴风骤雨般地抨击皇帝，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强硬，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而在古代社会中也是空前且绝后的。

    右都御史漕运总督李三才上书指责皇帝：“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

    御史冯从吾上书警示皇帝：“谓圣体违和，欲以此自掩……下后世，岂可欺乎？”

    礼部主事卢红春揭露皇帝“装病”：“若真疾耶？则当以宗社为重，毋务为豫乐以为基祸；若非疾也，则当以诏旨为重，毋务以矫饰以起疑。”

    户科给事中田大益痛斥皇帝：“陛下驱率虎狼，飞而食人，使下之人，剥肤而吸髓，重足而累息，以致灾地坼，山崩穿竭。”

    工科给事中王德完责道：“民何负于君？而鱼rou蚕食至于此极耶！”

    注意，这些激烈的言辞，放在任何给一个朝代，恐怕帝王都难以容忍，而上述的话还不是最激烈的。

    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痛斥皇帝“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了。

    李三才历数历代昏庸君王比较万历皇帝，声称：“陛下迩来乱政，不减六代之季。”甚至出了“神共愤，大难将作”的骇人心魄的话来，而李三才竟然也因这样的奏疏，被朝野传颂，他本人居然几乎被大家拥戴入阁！

    当时的朝中大臣都以“批鳞”为荣，一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而皇帝对茨态度呢？《明实录》记载万历皇帝埋怨大臣们“讪言卖直”，但谏诤者因此被贬责的确实有，而受重罚的却很少，几乎没有发生过因疏谏皇帝而丧生的事情。就连痛骂皇帝酒色财气俱足的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也只受到引兵告湍处理。

    万历朝廷对“非君”浪潮的宽容态度，是历史上罕见的。

    这样的事情不仅在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到了清代，这样的事情是无法想象的。连主编《明史》的清代学者对此都极其不理解，：“怀忠愤之士，宜其激昂抗辞以匡君失。然纳谏有方，务将以诚意，绞圩摩上，君子不为。谓忠厚之意薄，而炫沽之情胜也。”意思无非是，讽谏皇帝要注意方式方法，怎么能对皇帝破口大骂呢？简直不是为人臣该做的事情。

    正所谓夏虫不可语冰，完全被调教成皇帝重视奴才的清人，是难以理解明朝中后期士饶“大胆”的。

    其实，以上还只是部分朝廷大臣的“非君”，在朝野之外，“非君”浪潮已经到了街谈巷议的地步了。不想赘述，仅举一例，首辅沈一贯谈及万历二十六年的情景时候：“往时私议朝政着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万历年间是一个孕育着变动的王朝，有人也许会，万历皇帝的某些做法当然会引起大家的抗议和指责了，但历史上昏庸的皇帝不计其数，有哪个皇帝当时能受到这样暴风雨般的斥责呢？有哪个王朝能给大家这样相对宽松的言论环境呢？有哪个王朝的大臣和普通百姓能有这样大胆的做法和意识？

    万历王朝，实际上已经孕育着中国社会的某种变动，一种启蒙思潮，一种打破皇权至上的思想几乎已经深入人心，可惜的是，它被后来的历史变动所扭曲了，中国的命运在某扇很有希望的大门前嘎然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