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任何人也没有权利 (第3/3页)


    说实话，蒲云，我真的很羡慕你。羡慕你可以梦到弦弦，羡慕你可以毫无顾虑地追逐弦弦的身影，羡慕你的手是这么干净，没有沾过他人的血。而我再也不可能像你这样了。过去犯下的错误已经没有挽回的可能。你想起了一句话，我也想起了一句话。“这一生既然已经完了，它就一钱不值。”我终于理解了这句话。我相信，如果弦弦还活着，看到蒲云打进了至关重要的一球，肯定会为他高兴，即便是在我面前打进的。但他现在什么都看不见了。谁成功，谁进球，谁成为冠军，对他而言都毫无意义。[4]

    真的注定这样了吗？那我的生命呢？它注定无法洗去他人的血，注定干瘪而罪恶，只要我还有良心。它也是一钱不值的吧，但我还不能丢开它。

    “佩韦，你又在发呆了。别胡思乱想呀。”阿华摇了摇我，“你这个人总是想太多。”

    “阿华，你别这么说。不是想得多不多的问题。”赵蕤搂住我的肩膀，“他有自己的想法。你们不要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积极、幸福才是有用的。受苦可能和幸福一样对人有利呢。”[5]

    也不知道他在神神叨叨什么。

    “大哥，弦哥回不来了。我做不了什么大事，但至少你要好好的。如果你觉得我这么做不对，我以后就再也不踢球了。我发誓我能做到。这样你能开心一点吗？”

    蒲云坚定而郑重其事的目光让我惭愧而害怕。从小到大，我都谨慎地期望过自己不要做一个嘲笑他人梦想的人。如今蒲云如此认真地对我说出这番话，我顿感自己又一次具有了改变他人生命轨迹的可能。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了。或许我仍然觉得，“继承弦弦的梦想”是无稽之谈，但是我知道蒲云喜欢弦弦，也喜欢足球，而我也喜欢看他在体育场上不断跌倒了又爬起来的身影，仿佛告诉每个人，只要一息尚存，一切就还有可能。我喜欢这种信念，羡慕蒲云能拥有它。我自己再怎么自暴自弃、铁石心肠，也不可能去干扰或搅乱别人坚定的信念。蒲云永远属于他自己，属于那颗干干净净、不肯低头的心。

    我已经毁了自己和弦弦的生活，再不能毁其他人的了。

    “蒲云，我自己说话也很刻薄。你应该生气的。我以后会尽量更温柔一点，尤其要对我最亲近的人温柔。你会赶上弦弦的，也能超越他的。今年要拿到冠军呀。我不知道弦弦会不会高兴，但你要是拿了冠军，我一定会高兴的。”

    “大哥。”

    “嗯？”

    “有空的话，来我家玩吧。蕤哥和阿华也一起来。”

    他挠了挠头，说想邀请我去已经很久了，没想到今天不请自来。但是太匆忙了，不能算数，下回得好好玩一次，不许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我答应了。现在或许该找个地方好好洗把脸，下午快过去了，晚上还得回学校考试呢。我得洗干净一点，让爸爸mama看不出来我下午经历了什么。尽管再怎么想清洗，有些东西也永远洗不掉了。他们三个把我送到了我家楼下，转身离去后，他们的影子渐渐消失在下沉的夕阳里。他们走到阳光那边去了。而我呢？太阳落下以后，也只能慢慢走回属于我的那片黑暗里吧。

    [1]托尔斯泰的这个故事见于《蒲宁回忆录》，那位年轻作家就是记载此事的蒲宁。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1910年），19世纪中期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政治思想家、哲学家，代表作有《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托尔斯泰出生于贵族家庭，在自己领地上作改革农奴制的尝试。1851～1854年在高加索军队中服役并开始写作。1854～1855年参加克里米亚战争。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1873年～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1879一1882）。1889～1899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他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托尔斯泰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家中出走，11月7日病逝于一个小火车站，享年82岁。

    [2]“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说什么继承他的梦想。我也是。”这句话改自加缪《局外人》第二部。原句为“任何人，任何人也没有权利哭她。我也是。”

    《局外人》是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中篇小说。小说形象地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关于“荒谬”的观念。由于人和世界的分离，世界对于人来说是荒诞的、毫无意义的，而人对荒诞的世界无能为力，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对一切事物都无动于衷。主人公因为没有在母亲的葬礼上哭泣而被判死刑。通过塑造莫尔索这个行为惊世骇俗、言谈离经叛道的“局外人”形象，加缪充分揭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谬性及人与社会的对立状况。莫尔索的种种行为看似荒谬，不近人情，实则正是他用来抗击这个荒谬世界的武器。

    [3]蒲云想起的话出自圣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

    [4]柯柯想起的话出自萨特《墙》，在第二卷第3-4章出现过。“他人的血”出自波伏娃的小说《他人的血》。

    [5]赵蕤这里的话化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的论述。原文如下：“你们为什么这么坚定，这么郑重其事地相信，只有正常和积极的东西——总之，只有幸福才对人有利呢？对于什么有利什么不利，理智不会弄错吗？要知道，也许，人喜欢的不仅是幸福呢？也许，他也同样喜欢苦难呢？也许，受苦与幸福对他同样有利呢？”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俄国作家。1849年因牵涉反对沙皇的革命活动而被捕，并宣布于1849年11月16日执行死刑，但是在行刑之前的一刻被改判成了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癫痫症时常发作。1854年他终于得到释放，但是要求必须在西伯利亚服役，直到1858年升为少尉后他才有自己的时间来思考与写作。这十年的经历让他开始反省自己，笃信宗教。186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圣彼得堡，次年发表了长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1864年他的第一任妻子和兄长相继逝世，他濒临破产，整个人陷入消沉之中。1866年他的代表作《罪与罚》出版，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两年后，他完成了小说《白痴》。1872年完成了《群魔》，1880年他发表了《卡拉马佐夫兄弟》，这是他最后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