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六十四章 更加残酷的斗争（六） (第1/2页)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四十三岁，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即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但苏轼是诗人文采非凡而且笔端常带感情，即使官样文章也忘不了加上点个人色彩，在这个官样文章中说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待带有感情色彩的话，这些话被新党抓了辫子，说苏轼他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说苏轼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他们从苏轼的大量诗作中挑出他们认为隐含讥讽之意的句子。一时间，朝廷内的新党掀起一片倒苏之声。这年的七月二十八日，苏轼上任才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即御史台，因其上植柏树，终年栖息乌鸦，故称乌台）。

    这个乌台诗案可算得上是大宋最大的文字狱了。具体的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我们讲苏轼的行为明显有反对变法的倾向，因此也可以说得罪了王安石。为了躲开变法旋涡，苏轼自请出京去外地当官。当时苏轼先后在杭州、密州、徐州当官政绩斐然，深得民心。

    他在湖州当官期间，由于自己的一封《湖州谢表》竟然遭遇了一场突来的灭顶之灾，为此锒铛入狱还差点丢掉了性命。原来这都是新党们搞的鬼，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排除异己早就恨不得弄死苏轼了。苏轼自己的一封谢表刚好撞到了新党的枪口上，让改革派的新党有了攻击的借口。新党之所以迫不及待地弄死苏轼，原因有四个方面:

    苏轼是当时大宋的文坛领袖，在旧党中名气最大。在大宋百姓中也有极大的影响力。咱们都知道，自从欧阳修去世后，苏轼就接过了他的衣钵，成为当时大宋文坛的领袖。当时在苏轼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著名的文人学者，如“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这些人在社会上影响巨大，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能轻易决定社会舆论的走向。因此在新党眼神，除掉苏轼就等于抢回了话话权，并顺便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

    在旧党中，苏轼的反对声音最大，最会抨击新法。苏轼跟司马光不同，司马光也反对新法，名气也很大。但司马光不嚷嚷，他一门心思闭门修书。反观苏轼，他一直抨击新法，还写了很多反对新法、嘲讽新党的诗词，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给新法的实施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新党眼中，苏轼简真就是一个闹心的小喇叭，天天“滴滴答答”的，谁受得了!

    当时的神宗皇帝虽然推行新法，但对苏轼还是十分欣赏，有重用苏轼的意思流露。王巩在《随手杂录》中记载，宋神宗非常欣赏苏轼的才华、伺候皇帝的人都知道，宋神宗在吃饭时，如果突然停下手中的碗筷专心致志阅读文章，那肯定是在阅读苏轼的诗文或奏章。在新党的眼中，宋神宗这么做就是在释放一个危险的信号。皇帝如此欣赏苏轼，保不齐哪天他就把苏轼调回京城加以重用了。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发生了，到那时这些新党的成员，又将问去何从呢他们以自己的心思推测苏轼，认为一但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苏轼肯定会把他们超出朝庭。为了不让那一天真的到来，那一幕悲剧真的上演，新党们只能绞尽脑汁，置苏轼于死地了。

    除掉苏轼，能给新党干将李定报仇雪恨。苏轼当年骂过李定，还差点把他整死。那时之后的李守就在心里和苏轼已经是势不两立，李定要报当年之仇。现在机会来了，李定当然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至此一场对苏轼的进攻，正式开始!

    元丰二年(1079年)六月，新党成员御史中丞李定发起了攻击，他拿苏轼的《湖州谢上表》说事，不由分说的攻击苏轼。李定在向皇帝的奏折中控说苏轼妄自尊大、大放厥词、谩骂朝廷，必须严惩不贷。在大宋时官员在上任前，要给皇帝上一封谢表，以感谢皇帝赐予自己工作。

    当时在湖州谢表中，苏轼一没哭穷，二没谩骂，仅写了短短三百多个字。然用就是这区区三百多个字，愣是让李定等人找出了几处刺眼的词语:妄自尊大、大放厥词、谩骂朝廷。

    何为妄自尊大

    谢表中苏轼说:“(湖州))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朝廷所以优贤。顾焳何人，亦与兹选。”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湖州风俗淳朴百姓生活富足，是一个比较悠闲富足的城市。山青水秀是朝廷礼遇贤臣的地方。我算什么居然获此厚爱。苏轼的这番话其实没啥问题，但是在新党眼中就有大问题了，因为他本来就要找的事。李定告诉宋神宗，苏轼这么说就是发牢sao，认为朝廷不给自己委以更大的职位，把自己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