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33 冯铨】 (第2/2页)

才大呼上当，真以为满清跟大元一样搞粗放式管理呢。

    清代有尚虞备用处，也就是粘杆处、血滴子，全都是妥妥的特务机关。

    只不过“自带基本盘入关”，弱化了对纯特务机关的需求和依赖。

    军机处是小圈子治国、小黑屋决策、秘书政治。

    就是直接踢开官僚机构，皇帝跑去别处另组班子决策，参与的官僚基本“秘书化”，几乎无决策权都是“跪奏笔录”。

    崇祯对群臣掌控力崩坏的根本原因是崇祯性格缺陷。

    王朝末期官僚吃空朝廷是普遍现象，如果想中兴就得拉一批打另一批。

    但崇祯性格缺陷明显，不愿意负责反而让臣子替他说话，那么谁按照皇上意思说话一旦被朝臣抨击，崇祯就不说话了甚至会处死，这谁还敢跟崇祯混？

    过去丞相权力很大，这反而容易分化丞相与普通朝臣的关系，让其相互制衡。

    内阁大臣、首辅在法统上并不是百官之首，反而是“秘书处”，只是成为一级机关的产物。

    那么阁臣没必要得罪朝臣，反而更容易团结起来，一旦皇帝水平差就容易变成光杆司令。

    清朝直到灭亡，也没有设立和明朝一样的东、西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

    但是，类似的机构或者说制度还是有的。

    满清入关之初，天下还未坐稳，李自成，张献忠，南明政权，都是心腹巨患。

    外患未除，自然是没有心情除内乱了。因此，顺治帝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特务机构。

    到了康熙年间，天下坐稳了，南明剿灭了，朱由榔被杀了，只有郑氏一门孤悬海外，但是已成强弩之末，要威胁大清，怕是也难了。

    日子过好了，外患已除，是时候除内乱了。

    于是，康熙搞了个制度，即密折专奏制度。

    在这之前要是想上奏皇帝，首先要达到一定品级，不能从九品，从八品这些小官也经常给皇上上奏，那皇帝根本看不过来。

    其次，要经过中央各部和内阁，比如你要钱的，就得经过户部，然后经过内阁，最后交给皇上。

    要打仗了，边关告急，要告诉兵部，然后交到内阁，内阁再给皇上。这个过程中，很多折子就石沉大海了。

    因为说不定内阁觉得这破事也需要告诉皇上？这破事也敢告诉皇上？这破事也能告诉皇上？于是，皇上就看不见了。

    皇帝对下面的情况自然不太清楚。

    康熙这个办法，说白了就是越过各部和内阁，直接交给皇上。

    地方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可以随时递密折。

    密折内容也不限，报灾，请安，邀功，请罪，告状，弹劾，甚至是想皇上了，都可以。

    这样，对地方控制就大大加强了。

    而且减少了作弊风险，因为一个人再牛，也不可能搞定所有官员。

    总有人和你不是一条心，一纸密折告你一状，皇上就知道了。

    清朝加强皇权，不太靠特务。

    因为吸取了明朝太监乱政的教训。

    雍正搞了军机处，军机大臣类似于皇帝秘书，没有固定职务，也没有固定的品级。

    直接在皇帝领导下，圣旨也不经过内阁了，而是直接由军机处发给大臣。

    军机大臣跪奏笔录，那是妥妥的皇上的忠实奴才。

    军机处直到宣统三年才废除，那时候大清都要完蛋了。

    至于控制舆论，那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空前绝后。文字狱就是干这个的，犯了事的人有时还不知道自己咋犯事了呢，就因为某句话，或者某个字，犯了忌讳。

    关键这个忌讳不忌讳的没有明示，说你犯了就是犯了。

    当然，韦宝不会没事找事说这么多，端出一个文字狱，在韦宝看来已经足够了。

    要不然，大明的皇帝的确是太软了一点。

    “韦爱卿，你再详细说说。”朱由校道。

    韦宝点头：“陛下，就以现在的杨涟左光斗案子为例。杨涟的奏疏竟然怀疑皇帝不圣明，本来就是狂暴悖逆，丧心病狂，定个大逆不为过。至于左光斗等人，那都是朋党，可以一并斩首，又何必去追什么脏？陛下想如何治罪就如何治罪，不必罗织罪名！就从他们的言行入手即可。要让整个大明的臣子都知道，藐视皇权便是天下一等一的大罪，如何判都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