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六十六章 高宗称臣（六） (第2/2页)

位不惜杀父，李世民为了皇位不惜杀害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等等，都是前朝前代活生生的典型的案例。而发生于建炎三年（1129）的“苗刘兵变”，更让他对“活着的钦宗”有了极大的心理阴影。3月26日（宋神宗忌日），早已对高宗赵构不满的苗傅、刘正彦等人，在杭州发动兵变，逼迫其退位。据史料记载，在兵变过程中，苗傅等人不仅“出不逊语”，还质问赵构“大略谓上（高宗赵构）不当即大位，将来渊圣皇帝（钦宗）归来，不知何以处”，逼迫他将皇位禅让给两岁的皇太子赵旉（赵构之子）。苗刘等人的质疑，无形中给赵构敲响了警钟，进而提醒他去思考，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皇位的纠葛问题。显而易见，最“合理”的办法，就是借钦宗被掳掠到北方的事实，不让他活着归来。所以宋金合议实质就是一个交易，南宋向金称臣，金不让钦宗活着回来，双方各得其所。

    第二，高宗极力试图削弱武将兵权，解除可能的兵变威胁。猜疑武将，防止将权过大，一直是宋朝立国之后的优良传统。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起，历代大宋皇帝都严苛恪守着这一“铁律”，对于循规蹈矩并且经历了刘苗之变的高宗而言自然更是深有体会。

    “宋之猜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到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侵削。”在建炎年间，为了逃避女真人的追赶，宋高宗一直辗转于江南各地，疲于奔命，狼狈不堪。“宋之不亡如缕，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向背，岌岌乎求苟安而不得矣。”为了保全性命，高宗不得不重用武将稳定局势。因此当时的武将在朝中有着很大的话语权。但是在改元绍兴，政局渐渐稳定后，防止将领权力过大的任务便提到了高宗的日程事务上并成为了高宗的重点关心事项。如绍兴元年（1131）二月，翰林学士汪藻上“驭将三说”，其中就谈到“自古兵权属人，久未有不为患者，盖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早图之，后悔无及。”这样的建议无疑渲染了削弱武将权威的气氛，也加强了高宗削权的决心。要防止武将权势过大，最直接的方法无疑是用诏令的形式，强行解除大将兵权。事实上高宗也是这么做的。如绍兴十一（1141）年杀害岳飞，解除韩世忠、刘琦等大将的兵权，即是典型的例子。不过，这种没有回旋余地的赤裸裸的做法不仅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还很容易引起兵变。要想从根本上消除这一隐患，最好的办法就是与金朝缔结“和平条约”，让武将们“没有用武之地”。没有了战争，没有了需求，自然也就放马南山了。于是高宗不顾一切向金称臣，并且在抗金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当岳飞的大军直逼开封时，高宗却连下金字牌，逼令岳飞班师回朝，并与金朝签订屈辱的“绍兴和议”的行为，就有“合理的解释”了。在高宗寻那里，所谓的抗金最终目的，不是收复失地，不是恢复北方统治，只不过是以战求和，为谈判服务的手段而已。

    第三，高宗一意求和也是为了规避农民起义，稳固内部统治的需求。历史上各王朝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很多，而高宗时期农民起义频发的根本原因，无疑是由于大量的战争耗费和破坏，给农民造成的极大痛苦。事实上，自从他即位起，农民起义就一直没有间断过，譬如规模巨大的钟相、杨么起义，花了五年时间才通过岳飞的部队镇压下去。其实道理很简单，维持南宋军队开销的钱粮，很大一部分是依靠向农民的征取得以维持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不堪忍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选择揭竿而起，对抗朝廷。对此情况，高宗本人也算是心知肚明。如绍兴八年（1138）五月，他就对大臣坦言：“只有休兵未得，不免时取于民，如月椿钱之类，欲罢未可。若一旦得遂休兵，凡取于民者，悉除之”。高宗认为，解决农民起义的终极办法，就是停止对外战争。要想停止对外战争，只能摆出“软弱的姿态”，屈膝求和。以上三个动机，尽管内涵侧重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归根结底终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住和稳固高宗赵构的统治。对于高宗而言，自己无论在何时在何地拥有最高话语权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南宋当时的皇帝只能有一个，这个人就是他赵构。正因如此他宁可选择对外“软弱到底”，也要与金朝缔结合约。

    对女真人深入骨子里的恐惧也是高宗这个特定的个人一味对金妥协的一个重要原因。坦诚说女真人一系列的军事行动，几乎全面摧毁了宋高宗“脆弱的心灵”，造成了高宗极为严重的畏金思想。

    1127年，赵构匆忙即位后，马上逃到归德（河南商丘）。尽管宗泽、李纲等主战派一再要求他回到东京开封，但他不仅不敢接近开封，甚至在前线并无任何报警的情况下，主动放弃归德，一路逃到了更南方的扬州。1128年2月，身在扬州的高宗听说前方吃紧后，立刻惊慌失措，顾不上召集大臣商量对策，就换上戎装，只带着十几个人，打着快马率先逃命。并且在这一次事件中造成了高宗皇帝的终生不育。得知高宗逃走后，扬州城内陷入一片混乱，朝廷的文书案牍和金银财宝，全部落入到了女真人之手。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建炎）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十二年间，“十三易其都”，如同丧家之犬一般，让人叹息。

    高宗之所以对女真人如此恐惧，当然也不是没有缘由的。在兵荒马乱、王朝更迭之中登上皇位的他，亲眼目睹了女真骑兵在中原大地上横行无忌的凶况和父母宗亲被掳掠北去的惨象。即便自己做了皇帝，但最初几年一直过着动荡不安的流亡生活，甚至出现了将朝庭中枢放到海上的千年不见的奇特现象。赵构一直在海上飘荡了四五个月，几乎过着食不裹腹，居无定所，脚无尺寸土的真真切切的悲惨生活。此时的赵构是深深感受着被女真人南侵和农民起义“双重”支配的恐惧。而所有的一切，都是直接由女真人的入侵所带来的。恐惧是滋生妥协、退让、屈服的土壤，深入骨子里的恐惧带来的只能是软弱和投降。因此对金朝“无条件”地畏缩、退让，甚至不惜割地赔款、称臣纳贡，对高宗而言“也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