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八十八章 高宗禅位（九） (第2/2页)

国剧变面前，仓促成立的南宋政权能否应对与渡过猝然而至的打击与动荡，为生存立足谋取可能性，是南渡君臣共同面对的政治主题。

    第二阶段从驻跸临安开始到绍兴体制最终确立，政治主题是为南渡政权确立怎么样的政治体制。期间以绍兴八年（1138）秦桧独相为界标，又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近七年间，统治阶层内部以政治走向为中心进行了多方博弈，宋高宗则在观测犹疑中举棋未定。王夫之认为：“故高宗之任二相（指赵鼎、张浚）也不专，谋和与战也不定，以其无忧国之也。乃使自虏来归之秦桧，一旦级其上，而执诛赏之大权，诚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也就是说，宋高宗决定抛弃赵、张二相，起用秦桧专权，是深思熟虑的最终决策。这一“断自朕志”的决策，旨在君相联手，打造集权体制，却也宣告了试图回归北宋全盛期皇帝“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权模式的所有艰难努力彻底失败，宋高宗钦定的政权模式与统治路径已不可逆转。后期为秦桧独相到岳飞之死，宋高宗于秦桧群臣双管齐下，对内完成第二次削兵权，对外与金朝订立绍兴和议，两者相辅相成，成为绍兴和议制的奠基石。在这一阶段，有一个值得再探究的问题。王夫之认为：“宋自南渡以后，所争者和与战耳”，强调和战之争是南渡君臣所面临的关键性分歧。宋金之间当然终将达成和平对峙的局面，但究竟以何种结局换取和平，是以淮河为界的方式（即绍兴和议的决定），还是推进宋辽旧界，抑或以黄河作为分界线，既取决于南宋对金朝的总方针，也取决于宋金之间的军事角力。而宋高宗为打造绍兴体制却完全杜绝了多种可能，这才是令人扼腕的，而绍兴体制一经确立，划淮为界的对峙局面便成定局，偏安成为现实，“自治”无非借口。其后即便南宋有北伐恢复之心，但军事补给线过长，取胜可能性渺然。后来的隆兴北伐试图扭转既成局面，最终仍不得不重归于和议体制；及至开禧北伐，更是极不负责的一场闹剧。

    第三阶段从绍兴体制正式确立到宋高宗内禅退位。这是专制极权的绍兴体制运行期，一以贯之地固化体制成为最大的政治主题。期间以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之死，又可分为前后期。前期十二年，宋高宗及其唯一的代理人秦桧终于达到了独裁模式的预定目的：与金朝的和议换取了政权的外部安全，削夺三大将兵权与杀害岳飞则确保了政权的内部稳定。接下来，这对君相专政就是不择手段地固化绍兴体制，后期近七年间，宋高宗尽管号称“更化”，对故相秦桧生前的极端之举有所弛解，但在绍兴体制上绝不本质性的改弦更张，政治生态依旧令人窒息。这一阶段前期，秦桧成为南宋首位权相，一般说来权相的出现，意味着与之相对的君权受到威胁与削夺。但纵观绍兴政治，宋高宗代表的君权根本没有削弱的迹象，宋高宗的君权与秦桧的相权之间的微妙关系也是颇值得深议的。北宋立国，中国的君主官僚政体逐渐进入最成熟的发展期，构建起包括对君权、相权与监察权等中枢权力的制约及机制带来的运营成本之高与行政效率之低，是毋庸置疑的。

    在应对南渡初期存亡危局时，这种受到制衡的君权明显表现出力不从心的症状。面对内外大变局，宋高宗对“人主之权在乎独断”尤其有着清醒认识与高度自觉，出于向金朝乞和的政治诉求与对已收兵权的统治指挥，他迫不及待地谋求逆转既有的中枢权力制衡结构。及至绍兴体制确立，严厉扼杀异见，无情镇压政敌，更是当务之急。在这种严峻棘手的内外形势下，专制君权不仅未见削弱，反而迅速扩张。在君主官僚体制下，君权不可能代行全部的官僚行政权，必须借助相权这一最高行政权开运作整个官僚系统。而由皇帝与其钦定的唯一代理人掌控相权的独裁模式，仅仅以执行幸存者存在，君主的独裁意志却能藉由官僚系统而畅行无阻。在绍兴中期中枢权力的制衡博弈中，宋高宗绝非庸弱之君，他需要有一个言听计从而强干有力的权相帮他打理和议体制确立前后的一干棘手政事，包括打击异见的势力，压制非议的舆论，都由他去画策执行，成则“圣意”独断，败则宰相代罪。也就是说，他俩虽然互为倚用，但秦桧的相权出自宋高宗的授予，两者的权力边界与地位安顿的十分明确。秦桧把宋高宗捧成“纯王”，自己自称为“王佐”，正是这种关系的准确定位。

    在宋高宗于秦桧的权力交易中，最终赢家还是宋高宗，跪在岳飞墓前遭时代唾骂的铁像中没有宋高宗，也不失为最好的证明。而这三步循序渐渐，措置友条，可见宋高宗在整个南宋开国的过程中下的这一盘大棋，正是因为志在成为内外稳定的独裁君主，南宋便走向了一条与北宋南辕北辙的道路，成为了古代中国与近现代中国的分水岭。赵构终于走完了他复杂无比的一生，南宋政权也在跌跌撞撞中将权杖移交给了下一位皇帝-宋孝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