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章 无与伦比的繁华 (第1/2页)

    在一千年前的宋朝时期，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社会稳定、商业发达、城市空前繁荣。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的英国或欧洲的水平（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由于大量的科技发明得到实际应用，工商业突飞猛进，城市经济日益发达，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使得大量人口脱离农业，进入各种商业城镇，中国最早的城市化开始在宋代大规模出现。据史学家考证统计，北宋时期的城市化率约为20%，到了南宋时期甚至达到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城市化的最高水平——22%，这相当于1980年代的中国城市化水平。

    而当时著名写实派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则将一幅用工笔精心描绘的、古老而又繁华、立体而又迷人的宋代城市生活画卷，徐徐展现在世人面前。规模惊人，引领世界的百万级特大城市，在北宋开始出现。北宋时期，人口得到了快速增长，全国人口到北宋末年已达1.2亿人，约为唐代人口的两倍。人口的增加带动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北宋末年的垦田面积达到了750万顷（唐代面积的2倍），科技全面进步使宋代的亩产量也超出唐代的最高产量，在“鱼米之乡”的江南地区的亩产量，甚至达到了唐代亩产量的2-3倍。尤其引人关注的是，宋代的农业发展成就不仅是亩产量的增加，而且出现了专业化和商业化的转型，实现了茶叶、蚕桑、蔬菜等商业性农业的道路。粮食产量的增长和过剩，让粮食走向商品市场成为必然之路。日本学者在《宋代商业史研究》中指出，宋代的粮食已是商人大量运输、长途贩运的主要商品，并开始形成全国性市场。宋代每年经汴河运输的粮食高达五六百万石，正是粮食史无前例地充裕和商品化，为大型城市（汴京、杭州）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支撑和可能。当时，北宋都城汴京成为全国经济最繁荣的城市，市区面积达193平方公里，11世纪末人口达到百万以上，每年消耗粮食高达600万石，史称“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

    北宋汴京沦陷之后，大批的官员、士族、百姓纷纷南迁逃亡至杭州，南宋的都城临安（杭州）人口急剧增长，在发展高峰时期人口居然高达250万人。《都城纪胜》称，当时临安“户口蕃息近百余万家，城之南西北三处各数十里，人烟生聚，市井坊陌，数日经行不尽”；“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意大利人鲍丁南曾如此描述临安（杭州）：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座城市更宏大的了，它方圆达100英里，到处见缝插针般地住满了人，一所宅院里往往住着十或十二家，而市郊的人口比市内还多。该城共有十ニ座城门，而在距每座城门8英里之外的地方，还有许多比威尼斯更大的城镇，故一个人若在任何处郊区走上6或8天，仍会觉得自己仿佛只是走过了很小的一段路。世界著名国际旅行家马可·波罗对杭州的繁华更是溢于言表，称之为：“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华贵天城”。城镇人口不断增多，中小城镇大量涌现，城市化进程远超今人想象。历史记载，北宋的都城汴京（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杭州）都是人口逾百万的国际性大都市，此外在全国还有人口超过20万的城市（如泉州）6个，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无以计数。另外据学者统计，两宋时期见诸于史载的市镇多达3600个以上，其中相当一部分市镇不论是人口数量，还是经济水平都超过了一般州县。宋代的城市化不仅体现在大城市的兴起，更主要是大量小城镇的涌现，打破了唐代及以前“非州县之所不得设市”的规矩限制。许多人口密集的村镇逐渐形成了商业化的市镇——“草市”，聚集于市镇的大量人口已经逐步脱离农业生产，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主，宋以前镇称作为军事屯戍之地，宋代收藩镇权，军镇纷纷转变为市镇。都城汴京外有12处市镇环绕城相连，形成卫星城。最典型的变化出现在手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湖州、明州（宁波）和杭州因水运方便。市镇繁多，形成大片的城市群。譬如苏州下辖有5个县，60多个市镇；湖州下辖5个县有23个市镇；秀州（嘉兴）下辖4个县35个市镇。当时华亭县青龙镇作为“海商辐辏之所”，“噉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而湖北鄂州城外的南市，沿江有数里之长，聚有数万家商业，十分繁盛，是“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民居的众多，以至于丧家难于寻找埋葬的处所。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些远郊市镇的繁华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外地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