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章 无与伦比的繁华 (第2/2页)

州郡，体现了大都市的辐射效应。与此同时，宋代城市中的市民（坊郭户）阶层，已经大量出现在官方的户籍之中。在宋代人口统计中，官方将城市中的非农业人口单独列为坊郭户，正式确认了城乡差别。宋代江乡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分别造籍管理，城市居民被称为坊郭户。宋代的坊郭户制度不仅实行于州县城市，也实行于市镇。坊郭户按物为分为十等户。户等的划分主要是作为征收赋役的依据，坊郭户主要以经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宋代的城市商业非常发达，市民生活富裕，商品消费力远超前朝。

    不妨做一个大胆假设，当一个唐代的大诗人从神都洛阳来到东京汴梁，他会有何巨大的感受、抑或是消费体验呢？走在大街上，他会吃惊地发现，宋代开始的“纸币”——交子，俨然成为金属货币的重要补充，昔日大伙车拉肩扛着金银、铜钱急匆匆去市场消费的现象不见了，取代之的是兜里揣着几张轻飘飘的“交子”，潇潇洒洒，从容不迫的模样；想买到全国各地的商品、甚至海外的奇珍异宝也相当容易。从宋朝开始，汴京的大相国寺门口，每逢十五便有繁华热闹、熙熙攘攘的“万姓交易大会”，你可以在这种古老而又新潮的商品交易盛会中，尽享购物的快意与喜悦……城市商业繁华，商人地位不是一般的高。宋代之前，中国只有“城而没有“市”，宋代城市的标志不再是城墙，而是“街市”。宋代的街市分布与限定于“市”的唐代长安、洛阳截然不同，他们在全城都有分布，与住宅区混杂，沿街沿河都有商铺，形成著名的商业街。当时汴京最繁华的商业街是宣德门东的潘楼街、土市子一带，舟桥东的大相国寺一带。孟元老在记载皇城东南“界身巷”的金银采帛交易称：“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商业繁荣导致城市管制的瓦解，城市之中，商贾云集，广告满街，酒楼茶馆，勾栏瓦舍随处可见。开封城内有五六处“瓦子”，集中着各种杂技、茶楼、游艺、酒馆、青楼。宋代的商业之所以创造出比前朝后代都要多得多的巨大财富，完全是取消禁夜令，将夜晚还给百姓，还给商业的结果。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感慨：“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当时皇宫禁军褚班直的所在地——开封马行街，一到晚间十里长街灯火通明，宛如人间天堂。上流官员、富商大贾多出入其间。吃过晚饭，各色人等在夜色斑斓中倾巢出动，兴冲冲来到勾栏瓦舍，来看各种戏曲、相扑、杂耍的表演，真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如果饿了更可以品尝汴京（开封）鼓楼夜市上天南地北、五花八门的美味小吃……

    《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条不完全的统计，就有：乳炊羊、羊闹厅、羊角腰子、鹅鸭排蒸荔枝腰子、还元腰子、烧臆子，莲花鸭签、酒炙肚胘，入炉羊头签、鸡签、盘兔、炒兔、葱泼兔、假野狐、金丝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鹌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之类不下五、六十种之多。宋代的市民早上起来先用“牙刷”洗漱完毕，然后点份外卖，接着兜里揣着“交子”（纸币），要么逛市场，采购天南海北的特产风物，要么到“樊楼”大酒店用精致的汝瓷、华贵的银器美美的吃上一顿，要么观看街头杂耍，要么品茗闲话，要么约三五好友来一场“蹴鞠”比赛。你看看，生活何其悠然自在，小资情调，富裕自足啊！

    商贸发达，政府每年税收可谓天文数字。有宋一代，象罗盘（指南针）、转桅、水密隔舱、超级远洋大船这类的领先科技不断涌现，让“海上丝绸之路”变得更加繁荣通畅。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满足繁华大都市之多样需求，宋代把海外贸易放在了头等位置上。政府先后在广州、泉州、明州、以及密州的板桥镇、秀州的华亭县设置有市舶司或舶务。举目港口、海上，只见指南针（司南）导航着300多吨的大船巨舰，威风凌凌地穿梭在大平洋、南洋、印度洋，到达阿拉伯与非洲东海岸，把数百种商品运回中国。当时亚非各国于宋朝通商的竟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重要的有朝鲜、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三佛齐（苏门答东南部）及大食（阿拉伯）等国。在宋代，诸如冶金、盐业、茶叶、造船、造纸、瓷器、远洋贸易等利润稳定而获利巨大的行业，几乎均由“国家的朝廷大公司”所垄断。大量质优价廉的丝绸、茶叶、瓷器等手工业品通过海上贸易浩浩荡荡运往世界各地，换来源源不断的真金白银。宋代，城市经济超过乡村经济，商业比重超越农业比重，国家对商人征收“过税”（商品流通税）和“住税”（商品交易税），由于上贸异常繁盛，国家每年税收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