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二十六章 庆元党禁 (第2/2页)

定为“伪学”。这年科举开考，试卷只要稍涉义理就造黜落，连《论语》《孟子》都成了不能引用的禁书。太皇太后吴氏耳闻外朝的折腾，大不以为然。宁宗便下了一道“纠偏建正”的诏书:“今后台谏论奏，不必更及旧事“。不料韩党强烈反弹，殊死抗辩，宁宗不得不追改为“不必专及旧事“。

    赵汝愚已死，朱熹成为韩党进一步搏击邀功的对象。监察御史沈继祖列举了朱熹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六大罪状，还捏造了朱熹“诱引尼姑，以为宠妾“的桃色谣言，要求宁宗学孔子诛少正卯。于是朱熹落职罢祠。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伪学之禁不断升级，韩党规定自今伪学之徒不得担任在京差遣，并清查各科进士和太学优等生是否“伪学之党”。后来连官僚荐举、进士结保也都必须在有关文牍前填上“如是伪学，甘受朝典”的套话。

    公元1197年(庆元三年)闰六月，朝散大夫刘三杰奏称:“前日伪党，今又变为逆党......”。刘三杰这篇对道学的声讨书，集以往谴责道学言论之大成，并把罪名升级为“逆党“，从而把道学之禁推向了高潮。公元1197年十二月，知绵州王沇上疏，“请置伪学之籍”，宁宗从之。

    于是仿元佑党禁的做法，置《伪学逆党籍》，入籍者有五十九人。其中有:宰执赵汝愚、留正、王蔺、周必大等四人;待制以上朱熹、徐谊、彭龟年、陈傅良、薛叔似等十三人;余官刘光祖、吕祖俭、叶适、杨简、袁燮等三十一人;武臣皇甫斌等三人;士人杨宏中、蔡元定、吕祖泰等八人。道学家并不是这张名单的共同点，而是这些人都曾经直接间接触怒过韩侂胄或其党徒。在此之前，这五十九人已经罢官的罢官，远斥的远斥，有的已逮捕，有的已充军，甚至有的已被迫害至死。立《伪学逆党籍》是把以前的排斥打击做了一个总结。“伪学逆党“名单的出笼既是庆元党禁的高潮，也是强弩之末的开始。其后一年间，双方都没有什么大动作。

    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春，朱熹在福建建阳去世，尽管党禁严酷，路近的学生也都来奔丧，路远的弟子则私相祭吊。丧礼定在当年冬季，韩党担心丧礼变为“逆党“的一次大示威。

    公元1200年(庆元六年)秋天，布衣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宁宗请斩韩侂胄，使趋于沉寂的党禁波澜再起，祖泰上书被流放拘管，朱熹葬礼也没有酿出事变，党禁渐近尾声。有人提醒韩侂胄:再不开党禁，将来不免有报复之祸。韩侂胄颇有触动，对人说:“这批人难道可以没有吃饭的地方吗”表示出了要放人一马，不致于把人斗死的意思。

    公元1202年(嘉泰二年)，台谏上奏宁宗说，“真伪已别，人心归正”韩侂胄便正式建议宁宗弛伪学之禁。于是以赵汝愚平反为标志，党禁全面弛解。一大批列入“伪学逆党”的健在者，例如刘光祖、陈傅良等都复官。

    在庆元党禁中，受害的不止朱熹一人，甚至不止道学一个学派。庆元党禁的发动者，置当时学术界各派的分歧和争论于不顾，不问青红皂白，把当时学术界各派的主要人物一网打尽。在庆元党禁中，受到打击和损害的还不以列入党籍的五十九人为限，而是士人普遍受害，搞得人人自危。

    党禁的发动者使党争以道学之争的面貌出现，对政敌所主张的道德规范、价值观念，在扭曲丑化的前提下借政治力量予以全面声讨与彻底扫荡，而声讨与扫荡的正是士大夫长久以来藉以安身立命的东西。于是，一切是非都颠倒了，政风士风在庆元党禁前后有明显的转折。

    宋宁宗在党禁方兴之时一度支持韩侂胄，致使韩党占据上风，其后六七年间，他宋宁宗漠然无为，听任韩侂胄肆无忌惮的排斥政敌，专断朝政，走上了权臣之路。党禁虽然松动，韩侂胄的权臣之势却如日中天，不可摇撼。

    庆元党禁，是南宋政治和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次事件的主要打击目标是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但事实上并不如此简单。在庆元党禁的实际过程中，不但朱熹一派的道学家受到政治上的打击，那些并非朱熹一派的学者也受到了打击，如陆氏心学的主要传人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甚至连反对朱熹一派的学者，如永嘉学派的主要代表也被列入党籍而遭禁。庆元党禁实际上是南宋当权的统治集团对学术界的一次大规模的、全面的打击。这样做的结果，使得乾道、淳熙年间的那种学术繁荣、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一去而不复返。因此，庆元党禁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遭受的一场浩劫。但也有学者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看到，正是朱熹为代表的道学，迎合了后世中国帝王的统治需要，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使中国越来越落后于世界文明和科技发展的脚步，导致清末任人宰割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