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三十六章 大将孟珙（三） (第1/2页)

    孟珙不但实战经难极为丰富，同时在对元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称得上是一位战略极别的将领。孟珙在抗元斗争中贡献最大的是藩篱三层理论。淳佑元年（1241年）春，孟珙改任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州路制置大使，统领长江上游、中游的防务，正式成为南宋两个战区的主帅。在宋蒙战争的局面基本稳定下来后，孟珙开始着手建立整体性的防御体系。

    首先，是大本营京湖战区的建设。孟珙引用三国名将陆抗的话：“荆州，国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失一郡，当倾国争之。”他指出，长江从上游的秭归到中游的寿昌（今湖北鄂州）防线漫长，既有渡口，又有关隘，处处防守的话令人堪忧，因此必须倾全国之力守住荆襄一带。中游重镇江陵城，四周都是良田，孟珙发现这个情况后认为这样的平原没有阻拦，敌人骑兵能够很快到达城下。他亲手绘制工程图，组织军民在江陵附近以沮、漳、汉三条河流为依托，建起堡垒和隘口。后来襄樊的失守直接导致南宋灭亡，证明了京湖对于南方政权的重要性。

    孟珙为了确保抗元斗争中就地取粮长期坚持斗争推行屯田制度。孟珙认为兵以卫民为天职，民以养兵为义务，兵与民相依为命，“立砦栅”与“安耕种”相辅相成。从秭归到汉口，孟珙大兴屯田，调夫筑堰、募农给种，共有十八万八千顷。屯田使得军队的后勤供应得到了充分保障，朝廷也降诏奖谕。

    他奏请朝廷，准备在京湖战区设立三层防线，第一层设在川东的涪州、万州，第二层设在湘西北的鼎州、澧州，第三层则设在湘西南的辰、靖及广西的桂州一带。全称“藩篱三层”。宋理宗对此也深表赞同，为了能更有力地支持孟珙的工作，宋理宗还特地撤销了四川宣抚司，将孟珙的四川宣抚使改为夔州路制置大使兼屯田使（宋制，宣抚使高于制置使）。这样，四川制置司就只管利州、潼川府、成都府三路，四川成了三川，而剩下的一川被纳入了孟珙的直接管理下。“藩篱三层”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尤其是当时不被重视的第三道防线。孟珙已经指出蒙古军从云南、广西迂回进攻湖南的可能性。但是他反对朝廷随意向广西边境派兵的做法，认为那里遍布少数民族部落，只需要择人分布数地，使之分治生夷，险要形势，随宜措置，创关屯兵，积粮聚刍。就算蒙古人入侵如果得不到当地土著的支持，必然会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而一味增兵不但空费粮饷，甚至可能会激化同当地人的矛盾。果然在孟珙去世六年后，忽必烈、兀良合台等人采用大迂回的战略，经吐蕃、灭大理国入湖南，得到了应验。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孟珙还发现和培养了大量人才，如袭扰河南之战的王坚、刘整。王坚前者指挥了闻名世界的“钓鱼城之战”；蒙古入侵过程中受到了南宋军民的极力抵抗，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钓鱼城之战（合州之战）。钓鱼城之战又称合州之战。

    蒙哥汗八年（1258年）年底，蒙古侵略大军进逼四川，在潼川府路合州钓鱼城下受阻。蒙哥派降人前去招降，宋知合州王坚严辞拒绝并杀了使者。蒙哥遂决心用武力征服钓鱼城。次年正月，蒙哥分兵进攻合州旧城（今重庆市合川）和渠江流域的礼仪城（今四川省达州市渠县东北）、平梁城（今四川省巴中市西），断绝了它们与钓鱼城的联系。同时，蒙哥还派纽磷进攻忠（今重庆市忠县），涪（原四川省涪陵市，今属重庆市），断绝下游宋军的增援，使钓鱼城完全孤立无援。二月，蒙哥亲率诸军驻于城东南角的石子山上，扫清了江上宋军船只。但是，蒙军连续攻打钓鱼城及其周围的营寨，都被击退。四月，蒙军虽然绕道西北攻外城，更曾一度登上城头，但仍被击退。由于屡攻不克，前锋主帅汪德臣又受伤而死，加上夏季到来，蜀地炎热，疫症流行，令蒙军士气低落。另一方面，城内南宋军民在王坚的率领下，白天抵抗蒙军进攻，夜晚则偷袭蒙军营寨，蒙军无计可施。七月，蒙哥在督师攻城时负伤，后伤重死亡，征蜀的蒙古大军被迫撤退，进攻荆鄂的忽必烈也于年底北还争汗位，南宋遂得以延续。

    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为了抗击蒙古军，派甘闰于潼川府路合州（今重庆合川）东十里钓鱼山上筑寨。淳祐三年（1243），四川制置使余玠命冉琎﹑冉璞主持修筑钓鱼城，迁合州治所于此，驻以重兵，以控扼嘉陵江要冲。宝祐二年（1254）王坚任合州守将，大规模修城设防，陕南﹑川北人民纷纷迁来，钓鱼城成为数十万的军事重镇。六年（1258），蒙哥大汗率主力入四川，攻占许多地方，钓鱼城却巍然屹立，成为阻击蒙古军的坚强堡垒。

    开庆元年（1259）二月，蒙哥进驻石子山，亲自督阵攻城。从二月到五月，先后猛攻一字城和镇西﹑东新﹑奇胜﹑护国等城门以及外城，均被击退。六月，宋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吕文德率战舰千艘往援，为史天泽击败，退回重庆。蒙古军加紧攻城，仍